一间普通的农村学校宿舍。
“借书啦！”四楼图书室的喊声让孩子们先是一愣，接着疯了似地冲上去，很快排成长队。一个孩子说，读到五年级，图书室就开过3次。
“开球开球，待会儿该上课了！”下课时间，小伙伴们围着球台，挥着掉了胶的球拍催促同伴。
一名三年级小学生正在食堂打饭菜。食堂的员工不懂营养膳食，只是凭着经验采购食材，每周换一换样儿。
目前为止，在林晓妮儿子的寄宿生活中，没有生活老师，没有借阅室，没有课余活动，一间小小的体育馆，也是铁将军把门。
每天早上，他比同学起得早一点，早早洗漱完毕，待在寝室窗前，看窗外的世界。
这些10岁出头的孩子，晚上都被锁在宿舍楼内，早上，初一学生的宿舍楼首先开门，这个初二男生站在窗边，看同学们乌泱乌泱从楼里涌出来，想到自己还不必下楼，心里就美得很。
这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娱乐了。
最开始的时候，杜爽只是想尽己所能，帮一帮自己见到的那些孤单的小孩。
她至今都记得在甘肃一所寄宿制小学里，晚上熄灯后，学生宿舍里传出隐隐约约的哭声。当地的老师来向她解释：“学生刚开学，都想家呢。”她这才注意到，这些住校的孩子很小，一二年级，不过六七岁的样子。有人哭着说想家，哭得停不下来，却也只能在哭泣中沉沉睡去。
在那样的环境中，她突然意识到：“也许很多住校生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这样的经历，却可能是农村一代孩子共同的童年回忆。
自2001年以来，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层层推进，大批农村孩子离开父母，住进了学校的宿舍里。
就这样，杜爽在一个被大多数成年人忽视的角落里越走越深。在现有条件下，让这些年幼离家的孩子过得更快乐点，从此就成了她的努力方向。
“老师对一个无所事事的寄宿生说，要不你再抄两遍考卷吧。”
1月14日，杜爽所在的教育公益组织歌路营发布了《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却是我国自正式开始施行“撤点并校”政策后，迄今可见的一份全面描述和揭示这些孩子生存状况的报告。
在报告前言部分，她们列举出了如下数字：
37万——执行“撤点并校”政策10余年后，我国的中小学从62万所减少到37万所，其中80%都是农村学校；
45%——将近一半的小学有低年级的住校生；
6~10cm——寄宿生平均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6～10厘米；
63.8%——六成以上的孩子觉得自己很孤单；
……
比起住在家里的孩子，住校生在多个调查中显示出在社交、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更多问题；另外，他们的平均成绩也比走读生更差。
“最开始我们是想向大众解释‘为什么要做一个为农村住校生讲睡前故事的项目’，但一次次发现，其实多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学生住校也是个问题。”在一栋老式居民楼里，正在办公的杜爽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她们为什么会动手去整理这么一份报告。
交出最后的报告之前，杜爽与她的团队走访了河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的上百所寄宿制学校。
她可以随口总结出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孩子们都睡在特别简陋的床上——要么是铁架子高低床，1～1.2米宽的床上通常睡两个孩子，或者干脆就是大通铺；房间里没什么随孩子性格的摆设，好些宿舍甚至连窗帘和储物柜都没有；食堂的饭菜谈不上有营养，比起蛋奶，孩子们更爱吃辣条、方便面这些富含添加剂的零食；许多宿舍的厕所用不了，也没有热水。
以至于有老师形象地总结：“闻味道就知道哪个是寄宿生。”
在调查的过程中，歌路营的工作人员听过许多孩子想家的故事，有些被她们写到了报告中：“一个学前班的小女孩凌晨一点醒过来，哭着要回家，老师陪着她去操场走了半个小时才肯回来睡觉”——六七岁的孩子最容易想家，一个孩子哭闹，没准就感染得寝室里的几十个孩子一起哭起来。
还有大同小异的时间安排：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0点左右熄灯，中间的所有时间，除了吃饭，就是乖乖坐在教室里。
“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作业早就写完了，还得待在教室里，怎么办呢？”杜爽就见到了这样的场景：“老师对一个无所事事的寄宿生说，要不你再抄两遍考卷吧。”
还有一回，杜爽参观一所学校，看见孩子们在阅览室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她上前一问：一个孩子在小学寄宿了5年，这是她第三次见到阅览室开放。
她不由得感到疑惑：这样的生活能让孩子们不想家吗？
然而，在农村地区，这样的生活，不仅孩子们不能拒绝，甚至家长们也无从选择。
2001年，俗称“撤点并校”的大规模中小学布局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农村寄宿生大量增加。
杜爽见过的上学最远的孩子，是青海的一个小男孩，他从家里到学校要花8个小时。撤并学校最多的，也正是在内蒙古、青海这些地方。
另一些孩子遇到的情况则不同：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地方“一刀切”地规定，不管离学校多远，所有学生必须住校。一定程度上，这种规定对城镇化进程有推动：把孩子放在学校后，家长们可以更放心地离家打工；甚至住宿费本身就驱使家长出门打工挣钱。
多年后回顾起来，不少报道和评论将这场运动称为“大跃进”式撤校。2011年12月30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谈起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承认，在一些学校的撤并中，存在工作简单化、程序不规范，以及撤并后办学条件没有跟上的问题。
只不过，以往对“撤点并校”政策的批评，都集中在食品卫生、校车安全、宿舍安全等方面，很少有人从孩子感受的角度去考虑：这样突如其来的寄宿生活，孩子们是不是习惯？
多年从事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之后，杜爽的印象是，不少乡村学校的教师、家长，也多少有些茫然。很多学校捉襟见肘的状况，并非不关心孩子，而是此前“非寄宿制学校的教育、管理理念已经不再完全适用”。
譬如，一名校长一边对杜爽说孩子们很适应寄宿生活，一边对她提出的“高年级女生宿舍为什么没有窗帘”这种问题不以为然：这里是农村，这些还都是孩子嘛，没人会看的。
实际上，女孩子们早已到了对此在意的年纪，杜爽随即发现，她们只能偷偷藏在门背后的小空间里换衣服。
不亲临其境，很多细节是成年人想不到的。因为陪她们调研，一位县教育局的官员破天荒第一次在一所农村学校待到晚上10点，最后感慨说，太多情况她也是第一次见。
她们走过正在晚自修的教室，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规规矩矩伏坐在课桌前，完成了作业，无所事事，还得像木偶一样待着。有个调皮的小孩偷偷藏了一个小玩偶，在课桌下面拨弄着玩，陪着杜爽考察的老师和校长看见了，连忙冲上去，要没收那只玩偶。
这下，那位教育局官员都觉得“孩子可怜”，她对老师说：还是让他玩一会儿吧。
“那些大人拿来当作政绩吹嘘的新修的操场和跑道，对孩子来说，不会比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更珍贵。”
两周前，有一个13岁男孩的母亲林晓妮在上班的地铁上读到了《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后来她形容自己是“流着泪读完的”。
“写的简直就像是我儿子读的那所初中。”她说。
林晓妮的儿子就读于河北老家的一所寄宿制初中。直到去年10月，在北京工作的林晓妮才趁着送孩子回学校的机会第一次见到寄宿生生活的环境：教学楼看上去很气派，可厕所里的蹲坑几乎看不出原本瓷砖的颜色，粪便成堆；食堂里提供的午饭是方便面和“不带一点肉”的鱼丸、肉丸；学生宿舍没有暖气、没有窗帘、没有热水，儿子所在的房间窗户还破了，也没有人管——每天晚上，宿舍里11个孩子用冷水洗漱后，都穿着毛衣、秋裤钻入被窝；到半夜，他们必定会被冻醒，必须把被子往脸上拉一拉，才能继续入睡。
在这种情况下，生病就成了常事。
住校生也会住出“职业病”来。有机构在湖南一地为农村寄宿生进行过一次体检，发现学生们得4种病的比例畸高：皮肤病、蛀牙、中耳炎、扁桃体炎——前两种病是因为卫生条件跟不上，后两种病则源自孩子们有个感冒发烧的都会硬扛过去。
“有老师告诉我们，常常会出现孩子半夜生病的情况，可是因为没有医护知识，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只好带着孩子上乡里的卫生院。”杜爽说，“而剩下的其他孩子，只能是扔下不管了。”
林晓妮的儿子也不例外：过去的一学期，他“每个月回家都伴随咳嗽、发烧或是没食欲的症状”，发烧到头晕了还是硬扛着。而最近，他又开始耳鸣了。
不论如何，正像教学楼整洁气派的外表那样，林晓妮儿子所在的学校，在寄宿学校中还算好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学校实行寄宿制，成本要增加15.59%。有寄宿制学校校长认为，每增加一个寄宿生，学校至少要增加100~150元经费支出。
杜爽到过的条件差的地方，学校连宿舍都没有，孩子们住在老乡家里，自己开伙，四五年级的哥哥姐姐负责给低年级的弟弟妹妹做饭——在中西部地区，有宿舍和食堂的学校不超过50%，很多学校甚至不能为学生提供饮用开水。
对林晓妮而言，她最担忧的，是孩子每天满满当当的日程：从早晨5点半开始，除了各占20分钟的三餐，其余时间都在上课，直到熄灯前半小时才能回宿舍。
这也是歌路营更担忧的一面：相比于硬件上的不足，寄宿制学校的校园文化，课余活动严重匮乏以及农村住校生们普遍性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下等情况往往被人忽视。
“儿子从前在家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去学校住宿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林晓妮说。现在，儿子会在做作业时“很自然地”要求她：“妈妈，如果我中途停下来玩儿，你就扇我的脸。”
教育学专家尹建莉是幼龄学生寄宿制的反对者。“不管是农村孩子还是城里孩子，都是需要‘爱’的。”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她一再对记者重复这句话：“那些大人拿来当作政绩吹嘘的新修的操场和跑道，对孩子来说，不会比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更珍贵。”
“应该是把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东西还给孩子，而不是一点点剥夺走。”
因为在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上公布了自己的邮箱，教育研究者尹建莉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邮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农村寄宿学校有关。看多了之后，她越发相信：寄宿制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害处大于益处。
给尹建莉写信的基层教师往往是来求助的：我们这儿有这么个孩子，特别特别多问题，没法管，该怎么帮助他？
仔细一问，十有八九情况“特相像”：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在学校寄宿。
“一个孩子，他住在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一个村子，学校没有操场和电脑室，为了让他能获得‘公平的教育’，就把他简陋的学校取缔，把他和同学们转移到很远处的另一所小学上学，一周或一个月才见父母一次。新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操场、篮球架、电脑等种种可见的硬件，却夺走了他享受母爱和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尹建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发问，“这样对‘公平’的追求，是不是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
她曾激烈抨击过“寄宿制可以培养孩子自理能力和集体意识”的常见观点：“按照这样的逻辑，孤儿院的孩子受到的早期教育应该是最好的。”
在她看来，教育史上不乏前车之鉴：罗马尼亚历史上曾经因为鼓励生育，而把一些家人无力抚养的孩子统一集中到国家教养院，由专门的保姆照顾。最后，这些相当于一出生就“寄宿”的孩子，多半在成年后情感冷漠，难以融入社会，甚至连与人沟通都困难。
在18～19世纪，英国也流行过寄宿学校，很多寄宿制学校提供的都是精英教育，但还是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
而现在尹建莉遇到的实际是：“某县教育局一名干部”，见面就特得意地跟她讲“今年我们又撤了多少多少学校”。那种对教育外行的样子让尹建莉很生气，“真正懂教育的人不会这么漠视孩子的情感需求”。
她不觉得这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农村的这一茬孩子，如果他们的成长不能健康，他们的素养得不到提高的话，那整个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素养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谈。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政策的大方向，应该是把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东西还给孩子，而不是一点点剥夺走。”
寄宿环境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从歌路营的报告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
譬如寄宿生的睡眠。根据山西一所高校对800名中小学寄宿生的调查，他们的睡眠状况不容乐观：中学生平均睡眠时间只有6.38个小时，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同程度地失眠，27.38%的孩子患有轻度神经衰弱。而歌路营在重庆的调查也显示，寄宿生睡眠状况差，五分之一的孩子夜里容易醒。
报告认为，这种状况与宿舍环境差，以及学校忽略学生感受的刚性管理有关。
另一部分则体现在成绩上。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近十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一文中写过：“学校距离远、家庭经济负担重、学校配套设施不健全、学校心理疏导缺失等因素对学生成绩的负面影响，超出了学校办学条件改善等因素对学生成绩的正向影响。”
也就是说，哪怕是在最功利的“提高学习成绩这一方面”，寄宿制也没有达成人们在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时预期的良好目的。
相比之下，因为常年在各个农村学校第一线考察，杜爽对这种情况抱着更多的理解：面对突如其来的“撤点并校”政策，学校肯定是先建教学楼，再建厕所，让硬件达标了，然后才能一步步关注到细节上去。
“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富有生机与创意的校园生活，是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小事上开始的。”
事实上，对学生住校，国家也有比较细致的规定。但对许多学校来说，光是达标，就已经不容易。
譬如，国家规定小学每50名学生、初中每百名学生应配备一名生活老师，而歌路营在走访中发现，小学阶段生活老师与住校生配比大约在1∶100左右。初中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对河北某地的调查结果是1∶336，部分地区是1∶700。
杜爽把缺乏生活老师的原因总结为“既是原来未曾有过的岗位，又缺乏经验沉淀”。根据歌路营的调查，70.34%的寄宿学校的生活老师，实际就是学生们的任课老师。
而现实的困难是，在目前“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投入机制中，县级财政收入如能保证教师工资按时发放已属不易，对于教师培训经费更是无力承担。按国家要求配置充足的生活老师，无疑给财政带来更大的压力。
至于更基本的，农村学校在营养、医疗、卫生方面所能提供给学生的条件，综合各种情况后，歌路营在报告中给出的评价是：“目前难度甚大，依然任重道远。”
总之，就像杜爽说的，问题更像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撤点并校”的改变，“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大家谁都没有准备好”。而她相信，如果问题能引起社会重视，让教育人员观念转变，要改变现状，未必会很艰难。
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常见的贫血问题，一家公益组织曾经设计过一项干预方案：在24所学校，给所有四年级学生每天口服一粒多元维生素片。
半年之后，那些每天口服一片维生素的学生不仅贫血率降低，数学考试的成绩也提高了。
“一片维生素比鸡蛋和牛奶更起作用，这个意识是学校和家长都缺乏的。”杜爽说。
在她看来，可能的举措也包括给女生宿舍装上窗帘，或是给每个班都购置一点运动器材。这里面也有门道：一副羽毛球拍显然就不如几个沙包或者一根大绳，廉价、可持续，还能让更多孩子参与进来。
另外，歌路营正在推进一项名为“一千零一夜”的睡前故事项目：在每个宿舍装一个小喇叭，利用学校里的电脑和功放，每天睡前播放一个15分钟左右的故事。“我们不仅仅是看重这15分钟的故事让孩子喜欢，更重要的是，它向农村寄宿制甚至教育者传递着几个很重要的价值。”杜爽说。这个项目可以说明，住校生大量碎片的“垃圾”时间，也可以对学生成长起积极作用，这种努力未必需要加重老师和学校的负担，还可以柔化学校的管理。
青海湟中一所参与“新一千零一夜”项目的学校，因为电脑系统损坏，生活老师拿起参加歌路营培训获得的故事手册，在广播里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星期的故事，直到电脑修好。事后，老师说，没想到孩子还这么喜欢听我读故事。
但是，正如杜爽所说，公益组织可以“提出问题”，可以“思考怎么解决”，甚至能够通过对比试验总结出可行的办法，但这些方法还是需要教育部门的推动才能让更多孩子受益。
而这几年，一些有实践的地方教育部门及学校，也已经开始直面寄宿带来的问题。
杜爽可以一连举出好几个例子：湖北郧县教育部门在很多早期修建的宿舍楼里就修建了厕所和浴室，使得孩子们的生活比其他地区好很多；河北一些学校，因缺水不方便上厕所，于是校长们在宿舍里为孩子们配备了尿桶；重庆土地乡一所经费并不宽裕的小学，校领导依然积极改善寄宿条件，为孩子们换新床、配备储物柜，让小小的校园透出温馨的气氛；还有一些寄宿制学校里，校长让美术老师带着孩子用画笔把宿舍墙面画成不同主题的画面……
她说，歌路营之所以公布这份报告，正是希望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在“寄宿制学校广泛存在”这一前提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
她让记者翻看歌路营的理事长陆晓娅在报告最后所写的寄语：“如何减少住校带给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首先要看到它，认识它，而不是蒙上眼睛装作不存在……软件的改善——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富有生机与创意的校园生活，是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小事上开始的。”
“人的心理健康必须要有自由的滋养”
又到了月假结束的时候，林晓妮准备送儿子上学，一看，孩子趴在床上，怎么喊都不回头看她一眼。
这种“不让妈妈看到”的状态持续了一路。在去学校的路上，儿子还是用手遮着脸，林晓妮知道，儿子在哭。
“一回家他就不想睡，特别特别珍惜‘自由的时间’。”林晓妮说。孩子好像是成长了：他不再快乐，哪怕对以前特别爱吃、爱玩的东西也显得漠然，他不再主动与母亲沟通，有什么事情都自己处理，对于不能脱离寄宿生活，表现出一种老成的无奈。
林晓妮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是把儿子推进不幸生活的“帮凶”。但她也知道，除了让儿子在老家住校，还有什么办法？
尹建莉的女儿也在初中时住过校，这让她至今都觉得后悔。
她最初希望能为女儿谋求一个平等的学习环境——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如果在公立学校借读，孩子就没有机会参与学校活动，也不能评选“三好学生”，因此，考虑良久之后，尹建莉选择了一所昂贵的私立寄宿制中学。学校里的条件很不错，孩子每周都能回家。
尹建莉一度以为，比起在学校当一个“二等公民”，对孩子来说，这是更好的选择。
事实上，再好的环境也难让孩子适应母亲不在身边的生活。那3年是女儿状态最不好的3年，尹建莉知道她不快乐，她为此找过学校老师讨论是否学校管理出了问题，也想过小姑娘是不是遭遇了“青春期”的情绪问题。直到前一阵，与已经读大学的女儿聊起来，孩子说：“妈妈，你就是不应该把我送去住校。”
现在尹建莉回想起来，孩子当时跟她说起学校的一些事，她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年幼的孩子在求助。“如果她天天都能回家，很多负面情绪当天就可以消化掉了”。但实情是，隔了一个星期之后，小孩自己也说不清发生过什么。她年幼、弱小，得不到情感支持，虽然事情都会过去，但问题都累积在心里。
而等她内心强大到能够说出那一句“妈妈，你就是不应该把我送去住校”时，很多年都已经过去了。
尹建莉觉得，为了维护孩子的身心健康，学校至少应该为寄宿生做到这些：
首先，让学生能常常与父母见面；
其次，教师得有爱心，他们的爱心，对儿童的影响会很深；
最重要的是，学校得给孩子充分的自由时间——“人的心理健康必须要有自由的滋养。不能因为他是住宿生，就把他的时间全都安排满了，一定要给孩子很多的自由，让他能支配自己的时间，去玩耍，去读书，或者是去购物。把所有的时间都安排死，对管理来说是简单了，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
最后，一定要把图书馆建好，“如果孩子有阅读的爱好，那就等于又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看上去，这些建议与陆晓娅对报告的总结不谋而合：
“如果我对自己曾经的住校生活有一些温暖记忆的话，它是由郭老师的洗澡体操，由曹老师的宿舍故事，由熄灯后同学讲的马克·吐温，由每周一次的电影，由半夜三更的野外行军，由全体同学参与的山寨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构成的。”
尹建莉认为，真正符合教育规律的方向，是让孩子们回归家庭。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林晓妮儿子的寄宿生活中，没有生活老师，没有借阅室，没有课余活动，一间小小的体育馆，也是铁将军把门。
每天早上，他比同学起得早一点，早早洗漱完毕，待在寝室窗前，看窗外的世界。
这些10岁出头的孩子，晚上都被关在宿舍楼内，早上，初一学生的宿舍楼首先开门，这个初二男生站在窗边，看同学们乌泱乌泱从楼里涌出来，想到自己还不必下楼，心里就美得很。
这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娱乐了。
(文中林晓妮为化名)
本报记者 黄昉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