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语言的功能更加深入地作用于国家的诸多核心领域，一个国家要发展强盛，更离不开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学的支持。

最近读到赵世举教授主编的《语言与国家》一书，该书从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与经济、语言与科技、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讨论了语言文字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存在的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可为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科技建设等顶层设计提供参考，而且也很“接地气”，对于提高全民族精神文明素质等都有重要作用，也将进一步推动全社会都来关注语言文字问题。

语言文字无“小事”

《语言与国家》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命题。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流工具，是民族和国家的标志；没有语言，就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因此，语言文字之于人类、之于民族、之于国家、之于社会，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欧洲近代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都德《最后一课》所反映的历史，发生并不久远的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乌克兰危机等政治生态变化，无不证明这一点。时至今日，语言的功能更加深入地作用于国家的诸多核心领域，一个国家要发展强盛，更离不开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学的支持。显然，语言文字问题非小事。

不过，语言文字问题往小里说，一般看起来也确实微不足道。比如吵架时骂个“我去”这样的脏词，网聊时写个“亲、哦”之类的流行语等，跟“藏独、疆独”借语言问题闹分裂的危害性比起来，跟“自然语言计算机处理”的高科技比起来，确实显得无足轻重。但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是公共工具，是文化载体，是民族和国家的象征，语言失范乃至被污染，会影响社会良序、文化传承和国家发展，因而看起来是小问题，也可能带来大影响，正如《语言与国家》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语言文字无小事”。

“存在的”不一定都“合理”

新的语言现象层出不穷，怎样对待日常语言生活中的新现象？《语言与国家》一书对此也有深入的探讨，并引导我们从文明传承、国家发展等视角看待语言问题。这对于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语言观，维护语言健康、促进语言和谐和国家发展，大有裨益。

最近台湾有位语文老师认为汉语有些语句得了“语言癌”，这或许言过其实，但“早发现、早治疗”还是必需的。比如《语言与国家》一书谈到的外来词问题。近年来滥用外语词、乱造混血词情况严重。有报纸举了个例子：“老板们都喜欢带着漂亮的小蜜到KTV或者自己的Town house参加Party，唱上一段卡拉OK，喝上一瓶XO，放上一段DV，感觉真high。”再如流行语“hold住”、“pk(对决)”等差不多成了汉语词语的新写法。这些至少与人与己总有不便之处。

再如新造词语问题。从语言的发展演变看，出现新词新义很正常。但目前有些词语纯粹是为了“立异”而故意“标新”。很多中小学老师“控诉”说，现在语文课真是没法教了，搞不懂学生写的和说的是什么：比如“我”叫“偶”、“喜欢”叫“稀饭”等，不一而足。更有甚者干脆用字母、数字、标点等符号来代替汉字。另有重复造词、随意简缩、乱改成语、“XX体”泛滥等问题，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很多新的语言现象值得肯定，但对于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现象应该引起注意。笔者很赞同《语言与国家》一书的看法：“很多自创词语和表达形式不符合现代汉语基本规范，这不仅给读者造成一定的认读困难，而且容易导致随意乱用的不良习惯，这无疑不利于语言教育和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滥用外来词既给受众带来了理解的困难，也对青少年的语言教育带来干扰，对汉语的健康发展乃至我国文化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必须教育青少年“好好说话”，更重要的是需要把尊重我们的语言、维护语言健康、正确使用语言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是或不是、何去何从”这是个问题

语言不是私人物品，对于语言的任何问题确实需要从社会等方面多加考虑。《语言与国家》讨论的很多问题，给人们带来不少思考和启发。

如“要保持语言的多样性”，包括如何坚持国家通用语言的主体地位，如何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如何维护语言生态健康发展等，都是积极的观念。书中也提及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的关系，并直言这是个两难问题。我觉得，虽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一项写入法律的国策，而且普通话是中国国家通用语，但保护方言也是必需的。“乡音难改”不但是一种乡土情怀，是一种地域文化，更是一笔精神财富。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同样重要，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再比如要不要学习繁体字，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既有学术和实用的考虑，也涉及文化、民族和政治的因素，确实需要慎重对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陆“写简”之外也“识点繁”，台港澳地区“用繁”之外也“识点简”，这对民众生活，对两岸和平，对国家统一发展都有益而无害。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委员会语法语篇分委会主任 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