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随着高中生留学热潮的汹涌澎湃，中国高校最大的危机才刚刚浮出水面：优质生源日渐匮乏。而不幸的事实就是，生源质量基本决定了大学的地位。对此，不少高校已着手龚自珍所谓的“自改革”，先对内部行政体系做一番调整，特意在院系用人和用钱两个问题上努力做好文章，希望借助更灵活的制度激发教学、科研的活力。有的学校大打“权力下放”的牌，让院系自己决定录用谁、钱怎么花。

喜闻乐见的同时，我也不能不抱有几分隐忧：设想良好的“权力下放”会不会最终沦为党同伐异的“威福下移”呢？

这里就要考虑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高校的“山头”现象。毋庸讳言，这个现象很普遍，而其存在的原因主要还是财政、人事资源的稀缺性。为了争夺这些资源，或者为了在并不合理却也无可奈何的资源分配方案中保持相对平衡，山头林立逐渐成了很多学术单位的学术生存常态。平日里相安无事倒也罢了，一旦碰到职称晋升、获奖提名之类的大阵仗，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事迹简直可以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来。但按照旧例，许多终审权到底还是牢牢集中在学校一级，遭遇不公者好歹还有个说理的地方。可在“权力下放”的语境中，初评方与终审方合二为一了，上世纪80年代相声里讽刺的“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岂不要死灰复燃？

我有个朋友，在某大学工作，研究方向是辞书编纂，随着“权力下放”，混乱的首先是各派斗争中的职称评审标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今年这个算成果，明年不算，后年又默许了，且美其名曰“代表作制”——认为你可以，就可以了。

在折腾中浮沉随浪，工作多年的他，蓦然发现自己的学术成果已经“被”清零了。因为新上任的领导认为辞书编纂只是苦功，不配称“学术”，于是关起门来，开个小会，规定所有相关期刊、成果都不再计入申报条件——即便是这条决定，也并未及时公开，而是事后他去询问为何无资格参加评选时才得到的非正式答复。

他就感叹，反而是当年学校集权的时代，自己在竞争中至少有个参与的机会。学校懂得平衡的重要，虽然词典可能真的不是学术作品，但它的影响力之大依然会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所以学校至少不会刻意在制度上阻断相关专业学者的上升通道。

我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还在于缺乏公开有效的监督、制衡，容易令本意赋予大学更多自由的政策沦为私欲炽盛之辈的专权工具，到头来反而形成诸侯割据、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葬送了改良的前途。基层民主确实需要不断建设，但建设的同时要坚持辩证地看待这一新生事物，它必有它的弱点。如何避免可能的“威福下移”成为大学“山头主义”愈发嚣张的催化剂，希望有关部门在制度设计上多下些功夫。(朱绩崧 作者为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