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在陕西省安康市石转镇，陈洋洋（左）、陈生生姐弟俩站在村里一扇传统大门前；右图：在广东东莞打工的父母在一出租公寓大门前。

左图：安徽省阜阳市八里河镇9岁的徐如梦站在一片麦田里；右图：徐如梦的父母在上海一处草坪上。母亲已经决定一个人回家乡陪女儿读书。

左图：在陕西省安康市石转镇，4岁的杨文璇站在村里的一处老屋旁；右图：在辽宁省朝阳市一建筑工地打工的父亲站在一处木料堆旁。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1999年，留守儿童问题被提出，2001年开始，一些相关协会、机构相继成立为其呼吁。然而令人困惑的是，16年来，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居在农村的留守儿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由这一群体衍生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调研报告《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梳理出许多触目惊心的数据和事实，令人伤感和忧虑。

留守儿童身心状况堪忧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研在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重庆、贵州等6个劳务输出大省进行，调研结果反映出留守儿童令人担忧的状况——

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内遭遇过意外伤害。

43.8%的留守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49.4%经常没完成作业。

39.8%的留守儿童感到孤独，其中经常觉得孤独的留守女童达到42.7%。

同学朋友代替父母，成为留守儿童心里话的首位倾诉对象和遇到困难的第一求助人选。但需要警惕的是，有30.5%的留守儿童认为在校园里或周边有不良帮派团伙，有25.7%认为有同学加入不良帮派团伙。

留守男童问题行为多，看电视、上网玩游戏的时间长，讲脏话、浏览网上色情暴力内容、上学迟到、逃学、受老师惩罚的比例高，很多人不想学习。他们中认可“钱能解决所有问题”观念的比例很高。据某县综治委反映，留守男童是当地犯罪青少年的重要群体，他们甚至被称为“110的后备大军”。

四年级儿童大多10岁左右，是道德水平从他律向自律过渡的关键阶段，然而四年级留守儿童玩网络游戏和在网上浏览色情暴力内容的比例在接受调查的6个年级中最高，他们当中76.7%的人经常想念父母。

一些外出务工父母将孩子放在寄宿学校学习。但调查发现，寄宿的留守儿童对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在“父亲外出”“父母外出”“母亲外出”三种类型中，“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整体状况更差，问题更加突出。

在约6000万名留守儿童中，还有200万名独居儿童，完全得不到父母长辈的照顾。另外，还有部分留守儿童反映自己有自杀倾向。

总之，留守儿童面临着学习与生活中的重重困难，身心状况堪忧。那么，留守儿童状况堪忧根源在哪儿？怎么才能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呢？在近日举行的“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研讨会”上，专家们进行了深度研讨。

解决问题必须先跳出农村

不可否认，社会各界多年来为留守儿童做了诸如帮扶、送温暖等诸多工作。“但是，想妈妈是24小时的，怎能是一年送一桶油两袋米可以解决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段成荣的这句话折射出当前留守儿童工作的无效性——帮扶可以带去安慰，但不能解决问题，更不用说去逆转一年年仍在增长的留守儿童人数。

“当然，帮扶的工作仍要做，但要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先跳出农村。”段成荣说，“从国家的全局来看，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但是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儿，仍需要我们思考。如果还是过去那种传统的、粗放的、低质量的城镇化，那留守儿童的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老百姓是有家庭、有情感、有老婆孩子的，不单纯是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过程中，我们的政策要帮助他们完成完整意义上的家庭迁移。”

段成荣承认，实现完整意义的家庭迁移在现实当中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中的24.5%集中在排名前10的大城市中，大城市人满为患，尤其是特大城市对流动人口控制力度加大，完整意义的家庭迁移在这里很难实现。“不仅如此，我们发现本来一些很好的教育政策，如电子学籍卡，在实际运用中却成为约束和限制的枷锁，一些地方不给打工子弟学校发放电子学籍卡，使已进城的流动儿童不得不回到农村就读，从流动儿童转成留守儿童。现在我们不仅面临留守儿童群体本身的增长，还面临着3600万名流动儿童转为留守儿童。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有效推进，并且是考虑了人的因素的推进，才可能让我们看到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首先要看到，我们一直以来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来实现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的转型，由于发展向城市倾斜，导致本该在农村照料幼儿和老人的农村青壮年转移到城市，照料城市的儿童和老人，这在研究中被称为照料转移或照料赤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说，在他看来，留守儿童问题的发生是照料赤字的必然产物，“一直以来，我们提到发展，从来不想‘发展有什么问题’，而总是想‘应该怎么发展’，现在看来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

当然，反思不是说走回头路，更何况已形成的社会大潮也不可能回头，“对于乡村青年来说，外出打工就像成人礼一样，现在的乡村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形下，寻求城乡协同，以对人的扶持为终极发展目标，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由以政策的手段让农村凋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当然，发展目标的调整涉及如何重新配置资源，如何分配权利，而这两点恰恰是政府最擅长的。关键是解决人心的问题、认识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乡村的面貌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一点看，政府的相关人员若是真心实意，以对待自家孩子的态度去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我相信一定会有改观。”叶敬忠说。（本报记者 王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