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1月1日启动，这是自2014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中国工程院内部人士介绍，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1月7日《新京报》)

几乎每次院士增选，“官员院士”都会搅热舆论场。特别是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腐败案发，供述两次参选中科院院士“需要花钱”后，更是让舆论一片惊诧。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几个官员能不能成为院士这样的小问题，还关注科研机制能不能被权力绑架这样的大问题。

正是因为看到院士遴选中存在的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此次增选机制的变化，体现了这一精神要求，也打开了一扇明亮窗口，让人们看到院士去官化的努力。但要看到，权力绑架是科研体系存在的普遍问题，不独发生在院士身上，去官化也不应该只发生在院士身上。

现实中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官员纷纷向学术靠，试图贴金塑身，“官员院士”是其典型代表，“官员博士”是其集中反映。还有一种则是科研人员向官场转，试图添衣增肥，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两种对立其实一体两面，这个体就是“官本位”，对应的是权力决定一切。官员为什么要往科研靠，这是一种赢家通吃；科研人员为什么想往官场转，这是想拥有赢家通吃的机会。

这种权力对科研的干涉和支配，在院士身上可能还不是十分明显。院士因其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还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可对于大量处于金字塔座的底层科研人员来说则不同。一些院校行政人员、后勤人员本是服务科研人员的，可在权力本位下，却反了过来，科研人员甚至成了“科研民工”，成天要看行政人员、后勤人员的脸色。

院士居于科研最高层面，院士更应该在去官化上发挥示范引导作用，为科研体制改革趟路，促进整个科研体系的价值回归。此次增选机制的变化，特别是明确提出“处级以上官员不得候选院士”，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相对而言，院士遴选去官化容易，整个科研机制去官化不易。但现在毕竟打开了一扇明亮窗口，希望有更多清新的风吹进来，促进整个科研体系价值回归。 (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