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1月1日启动，这是自2014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两院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而新的办法或细则提出多个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规。中国工程院内部人士介绍，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1月7日新京报)

院士变为“院仕”，这是近年来我国舆论在新增院士名单公布之后，反复提及的话题。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加院士增选，用意很明显，就是向近年来院士遴选中的行政化倾向开刀，这当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然而，这一做法，也遭到争议。有人认为，官员只要真有很重大的学术成果、贡献，也是可以参评院士的，不能因官员身份而取消其参评的资格。还有人认为，只限制党政机关的处级以上公务员干部(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干部)参评院士，可高校、科研机构的领导也是有行政级别的，如果要限制，应该所有有行政级别的领导干部都限制。

这些确实都是现实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评的新规，有可能很难得到有效落实。也许两院也考虑到有部分学术型官员符合参评的条件，因此，在规定中提到了“原则上”。这是一个“很原则”的规定，执行的结果，可能还是有部分官员获得参评资格，而这会带来新的权力寻租问题。如果要限制官员参评院士，就应该一刀切，而不只是“原则上”。

另外，鉴于党政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可以实行方便的“互通”——近年来，在政府部门担任副部级、厅级、处级干部者，多有“空降”任命到高校、科研机构担任领导的。因此，如果官员要评院士，而对于高校、科研机构的校领导没有参评的限制，他们是可以方便地找到不受限制的路径的。

要真正解决院士评审中的行政化问题，一方面要推进我国教育和学术领域全面去行政化改革，取消高校、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制度，建立以学术为本的学术评价管理和评价体系。

另一方面，则要推进院士去利益化，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各种利益，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我国院士评审制度之所以异化，是因为在最高学术荣誉之外，院士头衔还意味着十分现实、极为可观的社会、经济和学术利益。当选院士，不但是院士本人的荣耀，也在一夜之间，让其变为“神人”，在当选后，长期拥有学术特权，处于学术权力的最高端，对于院士所在机构来说，拥有这样的“神人”，自然也是名利双收的好事。在利益驱动之下，院士评审中难免出现跑要、公关乱象。

如果不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利益，目前的新规，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因为利益机制依旧存在。而如果剥离院士头衔所附加的各种利益，当选院士，只有学术荣誉，院士在学术活动中，没有了学术特权与其他学者完全平等竞争，那么，当选者的身份、年龄，当选之后退不退休，都不再是问题。由于只有荣誉而无利益，所有院士会对荣誉倍加珍惜，对有学术不端者，会启动学术调查、按学术规则进行处理，而不像现在，在行政和利益因素纠缠之下，就是院士遭遇学术不端质疑，也难以启动相应的处理程序。

如果不消除院士评审的利益机制，只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进行修补，对于重塑院士群体的形象，维护院士的最高学术声誉或许不易做到。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