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珠海文园中学初一 6班有个叫阿文的学生，最近被当地妇幼保健院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即自闭症。其因扰乱课堂行为和威胁性语言等问题被家长投诉，学校一度拒绝其进入课室的事件。46人的班级已有42家长联名向信访局、教育局投诉，要求把阿文和其他同学分开。(12月15日《南方都市报》)

家长联合抗议，要求“驱逐”特定孩子的案例，此前在各地时有发生。对此，舆论总倾向于冠以“多数人暴力”之名，继而加以批之。但，从阿文一事来看，评判其中是非曲直，或许并没那么简单。

患有自闭症的阿文，在学校内肆无忌惮、随意捣乱，也难怪家长们会愤怒不已。一旦这种原始的“愤怒”，无法受到健全规则的约束，就注定会衍生一系列的冲突事件……那些不断奔走、施压的家长们，会怀着“拯救孩子”的使命感，抱持“受害者”的无辜心态，采取种种强势的、挑衅性行动；而学校的主管者，也乐于迎合这种群体诉求，以某种“从谏如流”的姿态，顺势对“不受欢迎的学生”施加隔离。

悲哀的是，关于处置“特殊学生”的方式，固有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并未作出缜密的预设安排。这客观上导致了，任何一起个例的最终结果，都要取决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和直接的群体博弈。以阿文事件为例，数十位家长的“联合施压”，以及校方有意无意的“偏帮”，自始至终都让阿文及其父亲的“抗争”，显得孤立无援。若非媒体适时介入，他们注定只会在某种无力感中越陷越深。

当然，在我们的教育传统中，同样有“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的价值信仰。可是即便如此，那些特殊学生、捣乱孩子，还是会被每每视作异类，而被提防、被歧视、被区隔。此一现象是否说明，空洞、抽象的道德宣示，从来都无力约束现实层面的狭隘算计？事到临头，教育者和家长们，总是能找到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的良知，甚至将赤裸裸的“伤害行径”合理化。

善待“特殊学生”，或者说“以合理方式对待特殊学生”，从来不能寄希望于，那些临机决断式的道德自觉。唯有在事前就对此类事态加以针对性说明，并由主管部门制定完善的业务操作规范，才能彻底规避各种形式的“临时伤害”。当然，这个过程，必然要允许不同利益主体、不同专业背景者的充分参与，其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拟定规范。 □蒋璟璟(华西都市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