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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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在新疆的支教生活，南开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马宇平立即患上了一种“思乡病”：喜欢跟新疆人“攀亲戚”，看见新疆来的同学就觉得亲切，主动上前跟人家搭话。

她会下意识地说起“咱们新疆”，而不是“他们新疆”。就像出门在外的哈萨克族游子一样，她想念“奶疙瘩”的味道。

而她只不过在那片广袤土地上待了不到一年。一年多前，她放弃了保送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参加团中央、教育部派出的中国青年志愿者第十五届研究生支教团，去了中国“雄鸡”版图的大尾巴——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

去支教的原因并不复杂。大三时，适逢南开大学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第二高级中学10周年，马宇平作为学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学生助理，协助梳理该校历届阿勒泰支教团的材料。那一代代支教队员发生在讲台、牧场、雪山脚下的故事，让她心生向往。

“能去祖国的最西北，用手去触摸、用脚去丈量，是一件幸福的事。我想去感受一个有温度的新疆。”她说。

2013年7月，这个22岁的姑娘成了阿尔泰山南麓112名高一学生的英语老师。

对于支教，她曾有过很多宏大的想法。她打算帮学校拉到很多赞助来举办活动和讲座，邀请海内外名校学生给当地学生寄明信片，做“很大很厉害很有意义”的社会调研，每天遇见新鲜人和新鲜事，总之要轰轰烈烈起来。

但摆在她面前的，是重复而忙碌的生活：早读、上课、改作业、开会、备课……因为教的是主科，她的工作量更大，常常在室友的鼾声中做课件、写教案，又最早起床带学生早读。

她发现自己的愿望越来越“小”，小到讲好一堂课，或者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讲一篇课外阅读。站在讲台上是她“最踏实”的时候，“我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分钟。因为每一节课对我来说都是唯一的”。

“成长大概就是能接受自己的平凡，脚踏实地过好平凡普通但意义满载的日子。”这是阿勒泰给她上的一课。

到阿勒泰3个月后，马宇平因水土不服得了严重暗疮，整张脸“没有一平方厘米完好的地方”。她不敢照镜子，都是对着手机屏幕擦药。

医生告诉她至少需要两个月来调理。她有了回家治病的想法。历史上，南开大学的支教队员从没有人中途离开，但学校研工部的老师关切地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怕她硬扛，支持她回津治疗。

在那个时候，新疆学生和老师们纷纷为她搜集偏方和草药，感动得她不忍心“浪费”两个月的时间。于是，在零下30多摄氏度、出门都需要勇气的季节里，她每天顶着一张“烂脸”跟学生们在一起。

那是一段她后来认为很美的时光。支教队员们受邀去学生家里过古尔邦节，还带着阿勒泰二中“小水滴”志愿服务队，到拉斯特乡寄宿学校，给哈萨克族孩子讲“我的中国梦”。

“小水滴”是支教队的一个传统。“我们自己本身是志愿者，也想让他们成为志愿者，将这种奉献精神传承下来。”马宇平说。

在阿勒泰的下学期，她把每一个课间都用于辅导学生，因为“特别想在走之前把自己所学的都教给他们”。

支教的最后一课，她给每个学生都写了一份寄语，用印有“南开”字样的信纸，别上了一枚紫色的南开校徽。她想把母校的那种气质和自信传给他们。

现在，她回到母校，成了一名硕士研究生，却始终认为自己是拥有112名学生、“内心宁静而富庶”的老师。新疆学生不时发来信息，对她说“新的老师让做试卷分析，我想起了你”，或“快到古尔邦节了，你还会来家里拜年么”……每周二，她都会给学生们写三四张明信片。苦于“天寒地冻，路途遥远”，有的甚至寄出两个月学生才会收到。

今年“双十一”，她没给自己网购任何东西，而是买了一批书寄给学生。因为她觉得阿勒泰的书店里种类不全，希望学生读到更多经典作品。

师生间有个两年之约——等到这批学生高考，她恰好硕士毕业，会再次见面，他们约定届时要成为“应该成为的自己”。

支教一年，马宇平结识了不少在新疆扎根的内地青年。他们聊生活，聊“咱们新疆”，聊各自的成长。新疆近年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让他们觉得更有义务说出自己眼中的新疆，让一些人的认识“去标签化”。

她为此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上个月，她整理出首部“个人著作”——一本16万字的新疆支教日记。

那是南开大学一家打印店的产物。马宇平为它设计了黑白相间的封面，看上去挺像那么回事，“首印10册”，花了120元。她作为限量版的礼物送给朋友，其中一本漂洋过海到了美国。

跟马宇平的支教生活一样，日记里没有什么“大事件”，只有她本人“从新疆到‘心疆’”的心路历程。她形容那片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有着“神奇的力量”。马宇平说，支教队员对新疆的留恋是相似的，而自己想把留恋化为责任，让朋友们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一个“有温度的新疆”。（本报记者 张国 通讯员 郝静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