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边缘群体”，也是校园内学生分化的一个表现。这种分化源于社会发展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那些过于离群索居、与主流人群格格不入的学生，则有可能最终成为社会中的“边缘群体”。近期，半月谈记者深入校园，倾听那些来自角落的声音，还原一个真实的大学“朋友圈”。

“校园里没有温暖，只想早点离开”——一名边缘大学生的自述

来自安徽农村的赵强曾对大学生活满怀期待，但生活习惯和观念上的差异，最终让他与室友、同学格格不入。他也曾尝试改变，忍耐、附和，也曾寻求老师的帮助，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他逐渐远离人群，孤独度过大学时光，并在第一时间逃离。他说，校园里没有温暖，只想早点离开。以下是赵强的自述。

我来自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农村，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一辈子与家中的几亩薄田打交道。为了供我上学，哥哥很早就外出打工。16岁那年，我成了村里仅有的几名大学生之一。

报到那天，爸妈为了节省路费没去学校，只让哥哥陪我去。到达位于城郊的学校时已是傍晚。夕阳下，看着比我生长的村庄还要大上几倍的校园，气派的教学楼、宽阔的林荫道，还有路上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我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确信自己在这里将生活得快乐、充实。

办好入住已是晚上。哥哥在寝室帮忙收拾床铺，我则站在阳台上看夜景。“你好，我叫李壮”，不一会儿，寝室里多了几位同学，其中一个人高马大的男生错把哥哥当成了未来的室友，还举手打招呼：“真好，小弟弟送你来上学。”尴尬的气氛很快在一片笑声中消散，那时的我又瘦又小，在室友面前确实像个“孩子”。

三个室友都来自省内的城市，家境也不错，特别是李壮，笔记本电脑、手机、单反相机等“土豪装备”入校时就配齐了，而我却只有一部国产手机，是哥哥送的上学礼物。好在大家相处融洽，时常聚在李壮电脑前看球赛，周末也会到学校门口下馆子。跟着室友们我知道了NBA，看了美剧，也吃了人生第一顿自助餐。为了能融入这个群体，不让大家看不起，我甚至放弃了申请助学金。

然而时间久了，一些问题还是暴露出来。我不标准的普通话成了男生们模仿的对象；不太合身又有些过时的衣着，被女生们称作“小老土”；一些在乡村生活养成的习惯，比如即便在教室，也会不经意地吐痰，则引来了刺耳的嘲笑声。

我和城里的孩子有太多不同。农村长大的我习惯了早睡早起，每晚十点便上床睡觉，然而室友们此时还都忙着聊天打游戏，即便上床休息也会卧谈到深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我苦不堪言。

不间断的玩笑和恶作剧更让我难堪。刚入学时，我以为大学就是这样，随和一点会更快融入集体，没想到这却成了我“老实、好欺负”的标签。一次在寝室看书，李壮觉得无聊，就在我身边捣乱，还用毛巾蒙住我的头，拿手电筒乱晃我的眼睛。这一次我发了火，与他扭打在一起。

此后，大家对我的恶作剧变本加厉了：在我睡觉时弄怪声吓唬我，趁我上厕所时关灯……“大学为什么是这样？”我问自己，觉得不可思议。

大一下学期的一个晚上，学校取消了寝室熄灯，直到深夜室友们依旧玩得很欢，而我实在忍不住困，准备关灯睡觉，这让他们很扫兴。“不许关灯，今晚通宵！”寝室长发话了，李壮直接坐到了我的床上，一副无赖样子。又困又躁的我只好坐回书桌旁，用窗帘裹起自己，“这里不属于我，我想回家”，我在草稿本上这样写道，此时我想到了退学。

第二天我找到辅导员，“我没办法适应大学的生活，每天心里都很难过”，我告诉她。辅导员给我倒了杯水，“在大学要学会融入集体，学会适应，你说的情况我会去找你的室友谈谈”，有了这样的承诺和安慰，我放下心，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没想到接下来恶作剧是没有了，可迎接我的是彻底的孤立。

辅导员“给力”地将室友和同学教育了一番，于是我就连被戏弄的资格也没有了，“开不起玩笑就别一起玩啊”“打小报告算什么男人”……同学们对我嗤之以鼻，而辅导员对我的关注也只保留了“三分钟”热度。从此，我的大学生活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我不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开始习惯独自在学校里乱逛，看着曾怀抱无限期待和憧憬的校园，觉得一切残酷又陌生。

早出晚归成为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状态。我也没什么学习的兴趣，连续三年成绩都排在年级“低位”，评奖评优压根与我没有半点关系，“拿到毕业证就走人”成了唯一的目标。

大四上学期，成绩不怎么样的我第一个拿到工作offer，并非天上掉馅饼，也并非人家发现我是什么被埋没的天才，而只是因为我想早点离开，开始新的生活，所以随便找个单位就签了。

毕业季，我只在论文答辩时回过学校，所有的毕业疯狂、离别情愫都与我无关。毕业后两个月，我收到了一张没有我的毕业合照。

回忆起离校那天，当我拖着行李回望生活四年的学校时，心中感慨万千。大学曾犹如一尊晶莹剔透的冰雕，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然而尴尬的境遇、孤独的心绪却让这座冰雕渐渐融化，最终变为一摊无法掬起的死水。我的大学为什么这样？我的大学应该怎样？

热闹的校园中，他们为何退避一隅

每所大学里，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游离于“组织”之外，基本不参加班级集体活动，更不会出现在学生会和社团之中；在旁人眼中，他们我行我素，给人一种“自闭”之感。贫困、身份落差、观念差异……这个群体有着鲜明的特征，他们有很多故事，只是讷于开口述说。

“我和他们压根就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

在室友眼中，张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缘生”。出生在农村，家境本来就不富裕的她，因为弟弟患有乙肝需要治疗，生活更显拮据。和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一样，在张云看来，上大学就是要靠知识改变命运，“把书读好才是最重要的，其他活动都是浪费时间”。

在学校几年间，“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是张云生活的主旋律，心无旁骛地刻苦学习，也让她屡获奖学金和助学金。然而尽管成绩名列前茅，同学们却更愿意用“不合群”来描述她。

“大宿舍一共住了12名同学，只有张云每次都不愿缴电费。”“张云习惯早睡早起，总是抱怨室友睡觉太晚，影响她休息。”“寝室里经常有人跟张云吵架，很多次都要到辅导员那里去调解。”说起张云，室友们都表现得无可奈何。

“那些手拿iphone、整天玩电脑的人，我和他们压根就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在张云看来，自己和同学之间的矛盾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她认为，自己用不起手机，更没有电脑，用不了多少电，因此也没理由承担高额的电费。

事实上，矛盾不仅是电费这么简单。努力上进、自尊心极强的张云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在社会交往上则显得自卑、敏感，她羞于承认自己的贫穷，也不想坐下来和同学解决问题，更不愿参加校园里的各项活动。

“大学不属于我，”张云说，别看自己成绩不错，但其实内心并不快乐，遭受挫折的时候，她甚至会激荡出极端的思想：“命运如果无法改变，生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湖南一所高校的辅导员告诉记者，张云的情况在很多成绩优异但家境贫寒的学生中，具有代表性。这些孩子看似自信，其实情感上都很脆弱：他们可以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读书、背单词，却经受不起同学的一句嘲讽；他们大多内向、不善交际，也少有朋友。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大学生“边缘群体”中，固然有家境殷实者，但主体还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与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相比，他们发现自己不只衣着不时尚、装备不佳，生活习惯与其他同学有一定差异，而且在社会实践、业余活动、人际关系等方面都不如他人。

“感觉自己明显慢了一拍，有点不合群”

顾玲玲是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的大一新生，来自西部一个县城。性格开朗、善于与人相处的她，上大学之后却发现，自己与身边的同学“没什么共同语言”。

顾玲玲说，不少北京同学，高中阶段要么有过出国经历，要么参加过丰富的社会活动，比如志愿服务、模拟联合国什么的，视野比一些来自外地的孩子开阔很多。这些同学刚一开学就着手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路径，考研啊、留学啊、工作啊，目标很明确，“感觉自己明显慢了一拍，有点不合群”。

顾玲玲感受到的这种落差对许多刚上大学的新生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像她一样，对自己的处境有深刻的反思和清晰的认识。顾玲玲虽然有些苦闷，但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而也有同学没能正确对待这种落差，最终成为边缘生。

武汉大学2014级新生何思源看上去比同级学生成熟很多，身高1米80，阳光帅气，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他十年内第二次以新生身份迈进武大校门。

2004年，何思源以650多分考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基地班。可入学后，高分带来的优越感渐渐被失落感取代：身边的同学个个都是“学霸”，跟他们相比，何思源没有任何优势。

习惯了出类拔萃、众星捧月的他，丧失了对学习的兴趣，后来大学生活就变成了上网、玩游戏，还有逃学。白天泡网吧，晚上回寝室睡觉，能逃的课一定会逃，连去不去考试都要“看心情”。在这种状态下，挂科成了家常便饭，甚至连体育都因为缺考而挂科。到大四毕业前夕，何思源还差27个学分未修满。

“感觉在自我挥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猛地回头，发现已经晚了。”坐在记者面前，何思源说自己不愿回首这段往事，神情充满悔意。

很多人像何思源一样，以高中“学霸”的身份迈进大学校园，受到学校和家庭高度关注，对未来发展寄予了无限期待。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好学生”，一心憧憬着迈入大学校门后改变境遇，彰显个人价值。

然而，进入大学后，他们可能不再是学习上的佼佼者，在丰富多彩的校园里可能也少有表现自己的机会，由受人追捧到做回常人甚至有时被冷落，一些学生无法克服这一心理落差，气馁乃至丧失信心，渐渐成为“边缘人”。

沉迷网络，久而久之也可能成“边缘群体”

除了上面两种情况，大学里少数学生由于缺乏自律、沉迷网络、性格孤僻等原因，也容易成为边缘人。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做了7年本科生辅导员的杨熙说，网瘾有时候是个无解的问题。这类学生一般不愿与老师有良好互动，老师想和他们交流都困难。上网成瘾还可能导致失眠、抑郁、营养不良，在社交上选择退缩，不仅不能很好地融入大学生活，学业也完不成，严重者只能休学。

宁夏大学心理健康中心主任王淑莲说，现在的基础教育仍是应试教育，家长或者一些老师长期给学生灌输的思想是“考上大学就进了保险箱”，部分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又弱，脱离了家长、老师“保姆式的管理”，容易沉迷于玩乐。而随着互联网、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发展，他们也更有条件“宅”在宿舍，不去参与现实的人际交往，久而久之也就成了“边缘群体”。

专家表示，边缘学生的情绪往往不是十分稳定，面对挫折承受能力差、性格孤僻，极少与人交往，对自身存在的意义认识不清，经常悲观、失落，并容易影响周围的同学。

去年发生的复旦大学寝室投毒事件曾令舆论哗然。而从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到近年来高校中不断发生的“同室操戈”悲剧，边缘学生往往成为校园极端事件的中心人物。

复旦大学社科部教授高国希认为，“边缘化”使得大学生感受不到学校、班级、社会所给予的归属感，降低了成就动机。他们逐渐对人生和生命产生疑问，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代之以对人生持消极、悲观的价值认识，采取或消极或过激的应对方式。

高国希表示，“边缘群体”作为高校学生中的弱势群体，需要社会、学校及家庭给予更多的关心与照顾。针对其所具有的特征及成因，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力争让所有大学生都活出自己的精彩。

校园内的分化是社会分化的投影

“边缘群体”是校园内分化的一个缩影。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进入高校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有着各异的经历和兴趣，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校园里，在一种越来越包容个性的风气下，分化或许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分化中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

有的同学“翘课是家常便饭”

在南京一所大学念大三的王诚家境一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刚进大学那会儿，他也曾不思进取，耽于游戏。“埋头苦学了那么多年，终于考上了大学，最大的心愿就是松一松。再加上大学生活相对自由，没有了硬约束，慢慢就荒废了学业。”王诚说。

那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学期，当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几门功课都是勉强过关，他才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王诚说：“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我就上劲了，但也有同学觉得大学只要混个文凭就可以了，直到现在还沉迷在游戏之中，翘课是家常便饭。”

王诚发现，同学们在大学中的表现，某种程度上和家庭条件有关。“像我，毕竟还是有就业压力的，所以希望成绩优秀一些，能考研就考研，不行的话出去找工作也有点优势。”王诚说，但有些同学根本不用担心这方面的事情。

这些同学或者是家里财大气粗，或者是社会资源丰厚，他们之中当然有很努力的，那不用说，多半会成为院系里出类拔萃的学生；也有不努力的，但没问题，人家有不努力的资本，时不时还能炫个富，或者炫一下傲人的实习经历。

在该校已经读研两年的张丰对此感触颇深。他说：“尽管这种现象让一些同学感觉不公平，但现实就是这样，有钱人家的孩子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发展前景，很多时候，贫寒子弟再努力，也是企及不了的。”

“都说进了大学就相当于跨入了社会的门槛，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大学校园内学生的分化，其实是社会分化的投影。”王诚说，一些大学生价值观扭曲，说到底是社会问题造成的。

“校园官场”的奇怪氛围

对于很多普通学生来说，一些学生干部之间也有着一种奇怪的氛围。“有的见面互称‘李总’‘刘总’，官僚气息很重，身后还有一群‘小跟班’。他们手上有些经费，不时下下馆子，组织点活动。”在湖南一所大学上学的杨晴告诉记者。

“其实班级很多同学都很排斥这样的干部，经常背地里说他们的坏话，也不愿意和他们交朋友。”杨晴说，他们有的虽然成绩一般，有时还挂科，但在老师、辅导员面前却是红人，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活动他们总能拿到参加资格。

正是因为这样，许多同学对这些学生干部心态复杂，可谓“羡慕嫉妒恨”。杨晴说：“曾经有个同学一开始很排斥这样的干部，但后来他也当上了年级某干部，混进‘圈子’后，就变得和他们一样了。”

“当选那天，有不少低年级同学向他道贺，小则电话‘溜须拍马’，大则‘宴请恭贺’，就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以前对此大为反感的他如今却很乐于接受，完全变了一个人，对学习成绩也不像以前那样在意了。”杨晴说。

宁夏大学学生倪珂的看法则要平和一些。她说，积极投身学生工作的同学，跟分管老师和辅导员比较熟悉，比别人机会多点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为大家作贡献了嘛。虽然他们会比较注意交际，但也是学生工作的需要，而且基本在合理范围之内，没什么奇怪的。毕竟大学也算一个小社会，竞争和优胜劣汰都是存在的。

谁是边缘？谁是主流？

“说实话，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学里的主流群体是哪部分人，‘学霸’是主流吗？不一定。我感觉现在大学包容性很强，各种人都能发挥才干，都有闪光点。”北京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付裕萍说。

倪珂认为，“边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要看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为中心，离这个中心比较远的，我们称之为‘边缘化’。但是每个人的成长轨迹和追求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地选出一个中心。”

采访中，不少老师和同学都提出，边缘群体的帽子不能随便扣。个别同学有自己的爱好，可能这个爱好在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中不是那么大众化，从一般观点看，很容易就把这些学生归为“边缘”，但实际上这些学生在自己的圈子中也是中心。

“现在班级一般很少组织集体活动，因为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有的人忙着团委学生会工作，有的人忙着社团活动，有的人忙着旅游，有的人忙着学习，有的人忙着打工，看起来似乎没那么统一，但这也正是大学的魅力，可以培养不同追求、不同能力的人。”倪珂说。

清华大学的叶清也对这种分化持正面的看法。她说，有些人可能专心学习，忙着搞学术发论文；有些人可能热衷于社团工作，锻炼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有些人愿意进行社会实践，全国各地跑；有些人搞创业，交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只是选择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变得优秀。

“我感觉我和我身边的大学生都有一种趋势，那就是不再习惯在一条道上竞争，而是在自己感兴趣的路上往前走。”叶清说。

把握分化中的主基调

长期从事学生工作的宁夏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张惠认为，现在大学生中群体分化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各色各样，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张惠把学生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学习型群体(学习目标明确，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优势型群体(家庭经济基础良好，学习及综合素质较高，个人交际能力和组织能力较强)、弱势型群体(经济、学习、交往、就业较为困难，心理自卑)、玩乐型群体(无学习目标，沉迷网络、恋爱，攀比享受)。

尽管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学生群体的分化在所难免，而且这种分化也为青年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空间，但张惠说，不可否认的是，学校内的分化也有利于一些消极思想的生长，比如个人本位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

不少老师反映，如今校园内一些学生过于物质化，有的因家庭条件优越，成为炫富族；一些学生功利思想严重，热衷于拉关系、攒人脉，一些校园组织甚至沦为名利场；一些学生满足于“混文凭”，无所事事，耽于游戏。而校园分化的挤压和消极思想的蔓延，无疑对大学“边缘群体”的形成起到了助推作用。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刘中望认为，学生群体分化是一个正常现象，但大学教育应该建立基础层面的通行标准，涉及思想品德、专业技能、身体素质、艺术修养、社会交往、文化水准等各个方面，学校在包容另类的同时，要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基本素养，同时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成为所谓的边缘人。

“我们的教育应该做出积极的引导，要强化主流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营造健康、活泼、积极的校园文化。”张惠说。

用尊重和关爱融化坚冰

大学生“边缘群体”的存在，纵然有学生个性等自身的原因，学校、家庭、社会关怀的缺失也难辞其咎。因此，需要搭建更多去“边缘化”平台，同时不断完善各类心理、经济救助机制，用尊重和关爱融化坚冰，让边缘学生重回校园主流。

救助，但不要“伤自尊”

对于贫困学生，经济救助是缓解其学业压力、帮助他们更好融入校园生活的重要手段。目前，很多学校都建立了以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勤工助学为主的资助体系，社会企事业单位的捐赠和学校内部开展的助学助困活动也能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

但救助必须要得法，否则会让一些贫困生感到很“伤自尊”，其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2013年，沈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曾因让贫困生演讲“比穷”，遭到舆论质疑。宁夏大学心理健康中心主任王淑莲告诉记者，以往的助学金评比确实经常掺有水分，诸如演讲“比穷”的做法，多少也是迫不得已。

为了保证助学金能够真正成为“及时雨”，近年来宁夏大学在开展奖助学金评比时采取全班根据平时消费情况给除自己以外学生打分的办法，而学生的家庭情况，比如是否低保户、是否单亲等属于“隐私”范畴的东西，只有学院辅导员掌握。这个办法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能在保证相对公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护学生隐私。

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疏导同样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陕西省从2013年起，对当年入学的大一新生统一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并根据测评结果，为每位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普查中如发现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将进行约谈筛查。约谈对象既有存在问题的学生，也有测评正常的学生。这种非针对特定群体的调查方式不会让学生产生抵触情绪，有助于学校及时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态。

一些学校还探索在学生中设立心理委员。王淑莲介绍，宁夏大学在各个学院学生会都设立了心理部，各个班级在“个人自愿、班级推荐、辅导员考察、咨询师培训”的前提下设立心理委员。心理委员要求乐于助人，平时能主动关注关心他人，善于与人交往，把工作做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这样也能避免边缘学生被特殊对待的压力和不适。

为弱势学生创造机会

一些高校学生辅导员表示，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非常注意尽量避免为学生贴上“边缘群体”的标签。针对个别已经边缘化的学生，更多的是去用心沟通，通过日常工作的点滴积累，帮助他们重新融入校园主流文化。

西部一所高校的教师告诉记者，她曾经遇到一名来自农村的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性格也比较内向，问他十句话，他可能只回答一两个字。“这样的学生其实内心是很敏感的，你不能直接去跟他谈话，告诉他要多参加活动什么的，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她在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之后，发现这名学生的组织能力挺强的，就是不敢在大家面前讲话。“一次我直接把组织一项班级活动的任务交给他，告诉他老师只看结果，具体怎么操作由自己决定。”经过几次锻炼，现在这名学生性格开朗了，开展活动时也敢在校园或寝室里向同学宣讲了。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书记郭智芳告诉记者，曾有一个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刚来学校时不太合群，成绩也不太理想。后来她参加了一个帮助贫困生的项目，这个项目帮助有些自卑的学生建立自信，几年后，他们再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样一个过程让她很有成就感，学习成绩很快也得到了提升，大三时名列班级第一。

复旦大学社科部教授高国希认为，大学生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体验到的支持越强烈，就越有可能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压力。要多为弱势学生创造机会，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有益活动，帮助他们摆脱孤僻离群的习惯和自卑感，使他们在健康活泼的氛围中成长，不至于因外部消极影响和内部心理矛盾而沉沦。

从基础教育抓起

大学里的边缘生，许多来自中西部的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仅使农村孩子上大学难、上好大学难，而且也使得他们在费尽千辛万苦踏进大学校门后，面临巨大的心理落差。

甘肃会宁是西部的贫困县，同时也是高考状元县。几年前，会宁二中副校长张斌曾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走访一位引以为自豪的学生。没想到这位学生却对他大倒苦水：“从本科到硕士7年，我是班里最忠实的‘听众’。无论上课、讨论还是联欢、聚会，我不敢当众发言，不会唱歌跳舞，只好静坐在一旁。”

从农村到城市，素质教育缺失造成的综合能力不足，使得农村学生面对丰富的校园活动手足无措，很难成为其中的主角。

“强烈的反差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很难接受，能不能适应，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时如果周围环境友好还好，如果遭遇冷漠歧视，有些人可能就会变得沉默寡言、内向孤独，甚至敏感、自卑、嫉妒和自我封闭。”高国希说，家庭和自身成长中的劣势、资助体系的不完善、社会舆论的标签和炒作、精神和文化关怀的缺失等，无形中把这一群体特殊化、孤立化和边缘化。

专家指出，大学生边缘化群体折射出很多问题，其中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尤其应该引起重视，政府、社会和学校应当形成合力，从源头抓起，让城乡孩子同享阳光雨露，平等成长。

(专题采写：艾福梅 袁汝婷 刘巍巍 陈诺 林苗苗 冯国栋 刘美子 谢樱，策划、编辑：郑明达 高远至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