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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谈211、985争议:问题不在是否拨款

存废争议突然就让“211”、“985”工程成了焦点。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土壤,“211”、“985”同样不例外。作为我国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量,高校始终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两大工程推行十几年,我国高等教育获得长足发展。但不可否认,作为历史的产物,到了今天,这两大工程本身有了种种问题,急切需要赶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如今,到了停止争议,拿出改革时间表的时候了。

问题不在是否拨款,效率最大化才是关键

“从世界范围来看,建一流大学的口号并非我国独有,可以说是本世纪初的一股国际潮流。”现任教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对“985工程”颇有研究的年轻学者丁岚,在她已经发表的论文中这样认为。

2011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的丁岚,博士论文做的就是“‘985工程’实施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从经济学视角考察分析了这项耗资巨大工程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丁岚在论文中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科研资源配置正在向合理方向转移,不过“仍未能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科研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论文结尾,丁岚特别感谢她在湖南大学时的指导教授赵跃宇,赵跃宇对“985工程”一些关键问题的探讨和指导对丁岚完成论文起到了帮助。赵跃宇时任湖南大学副校长,当年9月升任该校校长至今。

湖南仅有的三所“211”、“985”双料高校中,湖南大学便是一所,引发此轮“211”、“985”存废之争风暴的中南大学,则是另一所。

11月15日,存废争议正酣时,赵跃宇受访时态度鲜明,明确指出这两大工程对促进大学快速发展,“作用是巨大的。”赵跃宇称,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来自几年前该校博士生所做的研究,他与这位博士生的导师经过讨论,确认了上面提到的结论。

几经查询,齐鲁晚报记者确认,赵跃宇所提到的这位博士生正是丁岚。

11月20日,齐鲁晚报记者通过邮件联系到远在美国的丁岚的导师李海峥教授,李海峥回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并将列有采访问题的邮件转发丁岚。

21日晚,丁岚在和齐鲁晚报记者的沟通中表示,她的观点都已公开发表,至今仍坚持。

值得一提的是,丁岚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切入,在比较“985”与非“985”高校的科研与教学生产效率时发现,前者无论在科研生产效率还是在教学生产效率上都优于后者。

丁岚也横向比较了与“985工程”大致同时起步,内容及运作有类似之处的韩国、日本、德国的高等教育战略,她认为上述三国进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争议,存在的问题在我国“985工程”实施中也不新鲜。

尽管认为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丁岚还是对当时已经实施了两期的“985工程”给予肯定,她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国家拨款,而在于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改进,让这些拨款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从其经济学的学术背景出发,丁岚认为,“对高校的科研与教学生产效率来说,资金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有限资源下的最优选择

“哪有完美无缺的教育规划?”11月20日下午,谈及国外“一流大学战略”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于洪波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欧美乃至日本等国制定的教育战略规划,也并非“万能”,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于洪波1996年到2000年曾在日本爱知教育大学留学,专修日本文化与教育发展史,在中外教育比较研究中颇有心得。

尽管认同中外大学战略存在问题是“普遍现象”,但对目前国内“211”、“985”工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与困境,于洪波依然直言“短时间内恐怕难以解决。”

20日下午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国外“一流大学战略”也会存在问题,但与国内不同,国外高校靠的是自由竞争,而并非简单“计划”出来的。

“出现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教育主管部门。”21日上午,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授给齐鲁晚报记者举例说,所谓重点项目,往往是教育部确定一个方向,而后设定一些“硬杠杠”,底下的学校就开始对照这些“杠杠”进行争抢。

“条件不符合的就改得让它符合,试验器材不达标的想办法达标。”这位教授说,为达目的,各学校、学科会大显神通——这些造假行为早就成为业界“显规则”。

于洪波认为,行政对教育的这种干预并非凭空而来,有其历史和现实土壤。

“可以说,直到今天,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我国教育界,还存在一种‘追赶世界先进’的心理。”于洪波说,这种心理同时也是我国目前产生“文化不自信”的根源,“尤其是在150多年前,一直引以为傲的传统被打败,新的东西短时间内又建立不起来,整体焦虑感就不难理解。”

如何让有限的教育资源配置出更好的效率,成为各时期决策者们所要面对的难题。

与整个国家一起历经近代化磨难的我国高校,不但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更承载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理想。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我国陆续确立一批重点大学,从政策到资金方面予以全方位扶持。这项政策演变至今,就成了今天的“211”、“985”工程。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数量比较少,人们对于这种重点扶持政策少有异议。当时更多的口号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养活大学生”,星星点点的几十所重点大学更能激发起动力。

高考恢复后,我国很快重新确立了88所重点大学。但与此前相比,当时的现实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教育经费依然处于“相当紧缺”程度,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同样相当有限。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并由此形成量化指标:“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两年后,由当时的国家计委、教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标志着“211工程”的正式确立。

尽管只是惠及少数学校的举措,但效果还是很快显现。

按照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的说法,“211工程”实施之初,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教育实验器材、手段落后等问题,严重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正是借助于这项工程的实施,清华大学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大型联网微机实验室。“211工程”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础实验教学内容,使教育基础工程取得较大进展。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标杆树立起来,其他学校就有了参照系,会产生带动作用。

如果说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为了刺激更多人投入经济建设,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那么,“211工程”也可看做是高等教育追求“跨越式”发展,以求“先进带后进”的无奈之举。

是时候确立改革时间表了

如果说“效率优先”是短缺时代的一种更为趋利性选择,那么到了“公平正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情况已大为不同。

抛却“211”、“985”工程的存废之辩,单纯分析实施过程中的利弊,或许有助于看清未来的方向。

按照丁岚的研究,1949年至1985年,我国高等教育采用的是“基数+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其特点是经费配额以上一年度所得份额为基础,适当考虑本年度发展情况。1985年至今,则实行“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资源配置方式。

“实际执行中,综合定额就是按照在校学生数提供财政支持。”21日下午,山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王兆良向齐鲁晚报记者解释说。

这就意味着,同等条件下,学生人数越多,相应获得的财政拨款就越多。

久被诟病的是国家为建设世界一流高校和重点学科,而给“211”、“985”高校提供的“专项补助”。

“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力度的不断加大,‘专项补助’与‘综合定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增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财政部、教育部为相继开展的“211工程”、“985工程”筹划了大量专项建设资金。”丁岚说。

这点,王兆良更有着切身体会。他认为,在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确定为“211”重点院校前,这两所学校与山东师范大学基本处于同一序列。这两所高校进入“211”后,排名差距迅速拉大:山师排名在110位开外,带上“211”标记的那两所师范大学,位于七八十位。

通过对2001年到2007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生产效率发展情况的分析,丁岚发现,“985”高校无论在科研生产效率还是教学生产效率上,都要优于非“985”高校。以衡量高校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论文量为例,2001年,“985”高校师均论文量为1.5篇左右,非“985”高校则为0.7篇。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拉大到2.5:1.5。

在影响高校生产效率方面,资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丁岚对齐鲁晚报记者说,充足的资金意味着能请到更好的教授,提供更好的人力配备、财政保障和硬件设施支持等。高额奖学金也能吸引更多优秀学生,“211”、“985”高校无疑在这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丁岚坦言,这种推算只是基于经济学的一种定量化分析,由于受数据缺乏的制约,高校科研产出质量很难具体衡量。

“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说不要国家的财政支持,而是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1日下午,力主废止“211”、“985”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应该建立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针对重点学科和科研项目的实施,做出权威评估,专门的拨款委员会再根据这份评估,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拨款。

要求废除“211”、“985”的呼声认为,这两个数字已经成为高校身上的“标签”,相当于画了一个圈:圈内的高校可以很轻松获得各类拨款,圈外的高校却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因为不在这个圈子里,根本没有发言权。

“大量的资金不应该是‘铁饭碗’,而应该是‘杠杆’,要用‘杠杆’砸破‘铁饭碗’。”储朝晖表示,“体制不改,拨款方式不变,单纯废除‘211’、“985”又有多大意义?”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这两大工程即便不废除,也需要做进一步改革,引入竞争和退出机制,“现在连院士都打破终身制了,高校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改革,让大家都有机会试试“211”、“985”呢?”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至少应该确立改革的时间表。”在王兆良看来,“要想平息争议,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人们看到改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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