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学院来说，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持续一个热门话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教授在调查后表示，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商学院在未来10年，甚至5年内会面临关门的危险。

这也成了近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的管理教育创新院长论坛的热门话题。

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3所全球顶级商学院的院长，借着参加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2014年会议的机会，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一起，探讨了商学院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

勇于求变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不能肯定15到20年之后，在座的学校是不是将消失。但是他们“肯定与现在不一样”。

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位教授的结论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商学院院长思考如何改变现状。”钱颖一说。

而这个结论的大背景是，全球化和技术革新正在改变世界商业和管理的格局。而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兴起，则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教育途径。

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看来，全球化以及技术革新意味着进入教育的门槛会更低，同时意味着来参加论坛的管理学院和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同质性会更高。

这非常契合当天会议的主题：勇于求变。“这正是我们在座的一些经管学院以及商学院在过去10到20年所关注到的。”他说。

教育界没有跟上互联网的变化

迈克尔·斯宾塞在2001年以“不对称信息”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1999年，当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的时候，他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塞隆纳当时在学院教书，他对斯宾塞院长建议：我们开课教电子商务吧。

当时，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子商务，开课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这个概念。于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就开设了这门新鲜的课程，每周找一些业界的思想领袖介绍互联网的变化。

在那个年代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大家都在说互联网很重要，但觉得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行业。实际上，技术的改变对行业的影响是慢慢显现的。

塞隆纳认为，所有的行业都因为互联网发生变化，教育界却没有跟上——“这100年来教育界的变化就是从黑板换成白板，然后从白板换成幻灯片。”

“作为教育家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因为技术的出现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影响别的行业的同时也会影响教育行业。”塞隆纳说。

“在过去的10到15年，商学院的管理发生了变化。”塞隆纳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商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教授的内容，比如说金融、营销这些核心课程，已经非常标准化，到处可以获取。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们已经学到了10到15年前商学院教授的课程。“所以应该给他们一些其他的材料。我们现在的课程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塞隆纳说。

以斯坦福的商学院为例，在他们的大纲中，给28%的学生提供的选修课程是去年所没有的。

商学院院长的生活则变得更加充满挑战，也更加活跃。塞隆纳说，5到10年前，无法想象技术会给教育带来这样的改变。“商学院非常关注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教育通过技术向其他的领域传播。”塞隆纳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线的内容将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把相关内容向全球进行传播。

线下教育不可替代

可很多人都在担心，在线课堂会不会侵蚀传统的课堂？

“不会。”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吉尔菲·盖瑞特很肯定地说。在他看来，如果作比较好的规划，甚至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来课堂到学校学习。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全球各地的人才。

在线上课以及线下上课之间的连接，是商学院的强势所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以斯隆管理学院为例，同样都是在线学习的课程，但是斯隆管理学院会优选5000个人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在线下上课。“这样的体验在线是无法复制的。”他说。

盖瑞特是澳大利亚人，在加入沃顿商学院之前的6年，在悉尼两所商学院工作过。他说起了在线教育兴起的初衷，无论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大学的金融压力都很大，政府都希望大学可以减少成本。以佛罗里达为例，就有立法，为了减少成本，要州立大学允许学生利用其他的学分完成佛罗里达大学的学分，而在线教育无疑是非常好的选择。

“所以不管怎样，最终的问题就是这条选择线，谁在线上谁在线下，现在问题没有答案。但是这个线的水平越来越高。”盖瑞特说。

所以盖瑞特认为，对在线教育来说，更难的一点是如何与商学院的品牌保持一致。

“我看到的并不是恐惧而是一些机会。对这些未来潜在的机会，我非常振奋。”盖瑞特说。

塞隆纳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5到10年之后，不管你在全球哪个地方，回到宿舍里面，你可以在网上找到5位教授对一个课程的不同演讲，有一个可能是本地教授，其他是世界各地的教授。而这些都会在网站上免费获取。

“教育市场非常活跃，对于整个商学院的结构来说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塞隆纳说。

但是，教育机构未来肯定还是会对学生发挥重大的作用，塞隆纳很肯定：我们仍然是世界上非常优秀的教育学府的代表，我们有机会能够把最优秀的学生招揽进来。既然招揽进来就有责任让他们蜕变成为最优秀的企业人员，这是我们的职责。

塞隆纳不认为这种学生的转型还可以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必须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实现”。

“20年之后我们不仅会存在，还会扮演更重要的知识传递者的角色，我们的影响会更大。”塞隆纳说。(本报记者 原春琳)